自从1991年中国与东盟正式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一直努力通过深化双边的经济合作，改善双方之间的与安全关系。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双方的经贸合作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很多安全领域也开展了功能性合作，尤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在南海问题上的对话也在向前推进。但是两者之间的安全关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相反东盟对中国在安全方面的疑虑还有所上升。东盟在经济上相对依赖中国、在安全问题上严重依赖美国的二元结构进一步固化，安全问题已成为中国—东盟关系能否真正迈向“钻石十年”的一大障碍。 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政冷经热”的现象并非罕见，如同近年来中国与美国、日本关系一样。但这只是因为安全关系的紧张程度尚未达到临界点，否则经贸关系势必大受影响。尤其是中国—东盟关系并不同于中国与美日的关系，东盟不是有些人所说的中国“后院”，而是中国远洋的门户和前庭，中国与东盟安全关系的变冷将不仅影响双方的经贸合作，更将阻碍中国世界。所以，只重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忽视安全关系并相信经济关系的深化将能扭转中国与东盟安全关系的观点在理论上不成立，在实践中也行不通。为了促进“一带一”战略在东南亚的实施以及澜湄合作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 首先要提高对安全合作重要性的认识，并把安全合作放到中国—东盟合作最优先的。我们要改变此前发展与东盟关系过程中重经济、轻安全的做法。柬埔寨和平与合作研究院创始人兼施里武亲王最近在和笔者等人座谈时指出，只有先解决了安全问题，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才能落到实处，“一带一”和澜湄合作才能真正推进。李克强总理2013年10月在文莱提出的中国“2+7”合作框架中也提到了要加强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其次要提高对安全问题的透明度、度。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与东盟领导人的会谈中以及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中都提到了要加强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但在现实的外交行为和学术交流中，南沙主权争端等的安全问题往往被要求不提或少提，提了也难以深入沟通。但是不谈这些问题，对方并不能准确了解我们的立场和政策，有可能产生战略误判；我们不主动沟通，也容易被视为心虚或者怀有的目的。笔者认为，我们在心态和管理上都需要进行调整，即把学者的意见和的态度脱钩，不必为学者个人的见解负责，学者也不能代表国家。 第三要积极参与各种安全合作机制，构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安全合作新机制。二战后至今，东南亚地区曾出现了多个安全合作机制，目前仍然存在并发挥一定作用的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ARF）、香格里拉对话（SLD）、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和东盟防长扩大会等，中国除了继续积极参与上述安全合作机制外，还可以完善中国—东盟防长会议和香山论坛等机制。尤其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安全问题不必都放到多边场合去讨论，而应由中国和东盟自主地进行对话。有些实在不便在层面铺开谈，可以通过二轨渠道进行深入对话，比如南海问题。 第四是安全合作的径选择要由易到难。南海主权争端在短期内难以完全解决，在近期主要是危机管控，避免我方与南海主权声索国以及域外大国发生武装冲突，为此需要相关各方采取切实行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使其真正发挥作用。为了增强互信并为南海问题的解决奠定必要的基础，中国和东盟可以选择较少涉及领土（海）主权争端和性小的领域入手，如在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打击海盗进行护航、海上联合搜救，还可以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跨境犯罪、商品走私、人口拐卖、武器泛滥、毒品种植与贩运、、渔业纠纷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务实的合作。其中严控应是一个新的合作点，当前中国和东盟都面临着袭击的可能性，尤其是伊斯兰国（ISIS）对本区域的影响有所扩大。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以负起更大的责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可以为东南亚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品，如提供设备和技术指导、分享情报信息等。 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