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世纪以来，马克思研究呈现出多元发展局面，形成了四种研究模式: 文献学研究模式以 MEGA 的编辑出版为核心，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资本论》及其手稿等问题上形成新的热点；左翼研究模式以现实为导向，强调马克思理论的当代性、主体性和性，表现为传统温和左翼与当代激进左翼两种径；以哲学学术为志业的研究在马克思哲学形成史、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马克思与当代社会哲学重建领域新作迭出；“新马克思阅读”将文献与理论研究结合，哲学与经济学研究结合，探索重建理论的崭新道，引起广泛关注。 作为马克思的故乡，的马克思研究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丰厚的积累。在两德统一 25 年后的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早已成为的历史记忆，然而，马克思并未被人遗忘。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马克思研究新著迭出，迎来了新的热潮。然而，国内对当代马克思研究的情况还所知不多。本文通过对新世纪以来马克思研究相关人物与著作的系统性梳理，勾勒出当代马克思研究的总体格局，并总结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四种研究模式，希望以此推进国内学界对相关研究的了解。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马克思研究的情况，有必要先简要介绍一下其历史背景。的马克思研究在上世纪东西德分隔期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发展: 东德学者的贡献主要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以下简称“MEGA”) 的编辑及相关考证，在理论研究上则受制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独创性相对较弱;西德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和 1968 年前后大批左翼知识和青年学生的理论活动，构成了世界中资本主义的强音，产生了许多超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研究新。不过，在意识形态壁垒之下，东西德的马克思研究缺乏实质性的交流，仅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等少数问题上形成过“隔空论战”的局面。进入 90 年代，在苏东剧变的直接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包括在内的整个欧洲陷入低潮，的马克思研究随之受到巨大的冲击。MEGA 编辑工作再次中断，高等院校中的左翼知识氛围荡然，无论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中，马克思的名字几乎无人问津。 随着历史烟云逐渐散去，新世纪以来，人们开始用更加客观、和积极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重新体会到马克思思想的巨大生命力。的马克思研究也迎来了新的阶段，展现出新的发展图景: 其一，在马克思经典文本编辑、出版方面，MEGA 的编辑经过团队整合，纪之交重新正轨，以每年两到三卷的速度稳步推进，同时，用于学习普及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EW）也重新修订再版，一些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单行本、节选本、导读类著作层出不穷，受到读者的欢迎。其二，马克思重新进入哲学、社会学、学等学科的视野，许多在马克思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在新世纪发表了新的相关论著，同时，一批年轻学者的加入也为相关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其三，马克思研究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学术研究与理论普及的结合出现了新的亮点。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马克思及其资本主义理论重新成为新闻、书刊中的热门话题，以“马克思”为题的专著和文章数量庞大，赢得了越来越多青年人的关注。除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学术研讨活动，一些面向马克思理论的普及型、研讨会也经年不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个: 一是 2006 年起由罗莎·基金会常年组织的“《资本论》阅读课程”，目前该课程每周一晚间《资本论》第二、三卷，每周二晚间《资本论》第一卷，其间还会不定期邀请专家开展; 二是 2008 年起由多家机构每年联合主办的“马克思春季学校”、“马克思秋季学校”，每期围绕一个主题，开展多天的和研讨会。这些活动受到许多青年学生和社会的欢迎，为马克思研究的推进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代马克思研究的复兴态势。 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研究主题和研究趋向上看，当代的马克思研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局面。首先，从研究人员来说，既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知名教授，也有退出学术一线的学术前辈，还有有前东德研究背景的专家、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以及任职于左翼基金会、理论期刊甚至职业的文化学者，在构成上较为复杂，很难归类。其次，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涉及马克思的文献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学等，而且往往存在学科交叉、主题混杂的情况，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最后，从研究趋向来看，上述这种人员及主题的多样性自然导致了研究方式和学术主张上的多样化，往往面对同一个问题，存在着来自传统苏联教科书背景、马克思主义背景、温和左翼背景、当代激进背景的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以说，历史遗产还有待消化，研究团队、研究模式的整合也还任重道远，但已经展现出新的发展前景和若干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趋向。 笔者对新世纪以来马克思研究的相关学术著作进行了总体性梳理，这些著作的作者也就构成了当代马克思研究的真正主力。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些主题纷繁、观点各异的研究，笔者将其梳理为四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模式: 以 MEGA 为核心的文献学研究模式、以现实为导向的左翼研究模式、以哲学学术为志业的哲学研究模式、以“新马克思阅读”为代表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模式各自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而且各有优势，共同构成了当代马克思研究的“新常态”。 文献学研究是当代马克思研究的第一种模式。这种研究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其研究主力是MEGA 在的相关机构和学者，他们一方面稳步推进 MEGA 的编辑出版，为全球的马克思研究提供最全面和权威的文献基础，另一方面以 MEGA 为核心，对马克思的文献和生平作了大量考证研究。第二，这种研究与的编辑语文学传统有着直接关联。编辑著名思想家的历史考证版全集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新的 MEGA 编辑原则充分借鉴了同类工作的历史经验。第三，在学术立场上，这种研究对马克思思想理论的所谓“价值中立”态度，既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涉足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新世纪以来，逐渐成为马克思文本编辑和文献学研究的第一重镇，相关机构、学者和研究值得我们关注。 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 MEGA 编辑研究机构无疑是—勃兰登堡科学院的 MEGA 工作中心，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的秘书长格拉德·胡普曼兼任该中心负责人，统筹全球 12 个编辑小组的工作。另一个知名的相关机构是同样位于的 MEGA 编辑促进协会，该协会的核心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理查德·施贝尔以及罗尔夫·黑克尔均为前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的 MEGA 编辑专家，前任福尔格拉夫现仍为 MEGA 编委会，现任黑克尔负责 MEGA 第四部分第十四卷的编辑工作。除此之外，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作为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单位，也在 MEGA 编辑特别是马克思生平研究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贡献。除上述专家之外，的 MEGA 编辑专家还有 MEGA 编委会曼弗雷德·诺伊豪斯、于尔根·海勒斯等。 MEGA 编辑机构的首要任务和当然是 MEGA 新卷次的出版。按照计划，新 MEGA 分为四个部分，总计 114 卷。根据笔者统计，截至 2015 年上半年，已经出版 62 卷，其中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已经全部出齐，而这一部分正是由编辑专家主要负责的。通过这一部分 MEGA 的出版，马克思为《资本论》撰写的全部手稿、恩格斯的编辑稿以及现存的不同版本的刊印稿第一次系统地展现在面前，其中大部分是首次发表。2015 年最新出版的 MEGA 卷次是第四部分第五卷“马克思恩格斯 1845 年 7 月至 1850 年 12月摘录与笔记”，其中包含了马克思的四本“曼彻斯特笔记”。至此，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前后的经济学研究历程也得以完整呈现。另外，据胡普曼秘书长介绍，学界期待已久的 MEGA 第一部分第五卷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将于 2015 年底前出版。早在 2004 年，该工作中心就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MEGA版的试刊行版本，这个由英格·陶伯特领衔编辑的版本判定《德意志意识形态》由马克思、恩格斯、魏德迈共同创作，引发了广泛争论。可以预见，最终的 MEGA 版的出版必将引起新的关注与讨论。 围绕 MEGA 编辑工作的进展，还产生了两套很有学术价值和特色的马克思文献学研究刊物。一套是MEGA 工作中心的《马克思恩格斯年鉴》，主要收录关于 MEGA 新出版卷次的主题研讨，以及编辑补遗、相关书评、研究活动报道等。另一套刊物是 MEGA 编辑促进协会的《新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集》。该刊在 1977～ 1990 年是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马恩部的工作刊物，1991 年起改由协会出版至今，主题也是 MEGA 进展和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同时，协会还不定期地出版“特刊”以及《学术通讯》，主题包括“梁赞诺夫与第一版MEGA”、“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 1924－1928) ”等，对介绍马克思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推动以 MEGA 为核心的马克思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研究主题来说，文献学研究呈现出以下若干热点: （一）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问题。随着《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整体问世，学者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了恩格斯的《资本论》编辑出版工作，以及二人对经济学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论述方式上来，试图重新梳理《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并为思想理解打开新的空间。同时，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情况、他们两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合作情况、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等问题，仍有新的讨论。（二）《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编辑与马克思的原初写作情况。具体包括马克思 1858 年的六卷本写作计划及其与后来《资本论》写作计划的关系、《资本论》不同版本的修改情况、手稿封面、献词内容等比较研究，法文版《资本论》的问世和修改过程等，有些内容后来已经体现在MEGA 相关卷次的附录资料卷中。不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不限于文献学，而是更多地涉及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和阐释，下文将进一步阐述。（三）《新莱茵报》的历史及其 MEGA 编辑工作。MEGA 第一部分中将有三卷（第七卷到第九卷）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文章，对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8 年期间的活动以及思想转变十分重要。这一编辑工作历时已久，相关研究涉及文章作者的认定，马克思编辑《新莱茵报》的历史过程、编辑样本研究，马克思的记者工作梳理等。另外，马克思的《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经济学大纲》等文本在具有纪念性意义的年份也引起了新的关注和研讨，不过并没有出现真正有突破性的观点。 总体而言，以 MEGA 编辑为核心的马克思文献学研究呈现稳定推进的态势，并正处于新老交替的过程之中，福尔格拉夫、诺伊豪斯等专家已经退居二线，更年轻的学者逐渐承担起主要责任。他们的文献学研究集中体现了学者的细致严谨，为马克思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资料基础。同时也要强调的是，这种研究模式的方前提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立场，以追求所谓的纯粹客观性，这与梁赞诺夫首创 MEGA 时马克思主义与学术客观性相统一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在文献事实层面，这种研究往往无可，但它无法做到完全不触及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常常是在文献的对比与拆解中，有意无意地了马克思主义的。还有学者明确表示，希望通过他们的工作“解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性理解。对此，我们必须保持的认识。 与强调“纯学术”的文献学研究恰恰相反，另一批学者强调研究的现实性，以现实资本主义为马克思研究的导向。这种研究模式的总体特点是: 其一，在研究立场上，以左翼立场面对马克思的理论，有些仍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其二，在基本观点上，强调马克思理论的历史性、发展性和主体能动性特征，从而凸显马克思理论与当代社会实践的关联性。其三，在研究目标上，将马克思研究与当代资本主义相结合，从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和观点出发，回应当代现实问题，探寻现实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种模式在人员构成及其理论背景方面较为复杂，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其径与激进程度，将其进一步区分为传统左翼与激进左翼: 前者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影响较深，倾向社会主义，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的当代化阐释，现行经济与社会政策，反思全球化、生态危机、分配不公等问题; 后者则与当代欧洲各种激进关系更加密切，主张跃出政党的范围，重构马克思的理论。以下我们分别介绍其代表人物及近年。 当代马克思研究中最活跃的左翼理论家当属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两德时期，豪格曾长期在西为学生讲授《资本论》，其代表作包括《商品美学》、《高科技资本主义》等。从 1994 年起，他组织编纂 15 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词典》，目前出版到第 8 卷。在 2005 年出版的《更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十三个尝试》中，豪格提出，欧洲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是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危机内在联系的，而马克思主义应该对全球化生态危机背景下的高科技资本主义展开理论与实践。他强调，社会关系只有通过抵抗和斗争才能实现理解，进而发生改变。随着《资本论》重新成为学界热点，豪格于 2013 年出版《读〈资本论〉———但怎么读?》，捍卫自己对《资本论》的理解。其一，他反对将马克思的趋同于黑格尔的，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把现实世界理解为逻辑之物，而是把从意识哲学中唯物主解放了出来。矛盾存在于实践性的历史世界而不是逻辑体系之中。其二，他反对将《资本论》解读为一种概念逻辑体系，反对将马克思的方法说成是“逻辑方法”，认为这样就了马克思的解放议题。他提出，资本不能成为无时间性的逻辑体系，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历史，历史是的自在形式，而辩证是历史的为我形式。其三，他强调，《资本论》研究绝不能沦为文献学性质的“马克思学”，而必须服务于对当下危机的思考和资本主义。同豪格的经历相类似的艾尔玛·阿尔特法特也是知名的左翼学者。他是大学奥托·苏尔研究所的荣休教授，2012 年出版新书《重新发现马克思》，聚焦马克思的经济学。他强调，马克思的思想不应被理解为封闭的、有效的理论，而必须基于当代重新加以理解，理论分析必须赶上世界本身的变化。“如果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实际，那么它仍然是鲜活的。如果把马克思的理论存放在书架上，让那些蓝色封面的书卷蒙上灰尘，那么马克思的理论也就死了。”在书中，阿尔特法特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重组，以回答当代人们关心的问题，包括资本主义的时间与空间关系、劳动力培训与人力资本拜物教、家庭劳动与性别关系、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等等，但基本上还是了马克思的分析思和主要判断。 可以看出，当代的左翼马克思研究并不是由前东德的学者在延续，一些前西德学者甚至更加活跃。不过，相比于激进左翼而言，以上学者对马克思的解读仍然“中规中矩”，甚至可以说缺乏新意。在多重的影响下，激进左翼的马克思研究形态、观点更加多样，最有代表性的是“价值( Wertkritik) ”与工人主义、自治主义的相关争论。 “价值”的代表人物包括罗伯特·库茨、罗斯维塔·绍尔茨以及曾长期在法兰克福大学从事研究的学者莫伊舍·普殊同，其主要观点是: 其一，传统马克思主义曲解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马克思所分析的劳动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谋生活动形式。因此，劳动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一般源泉，这种观点恰恰是马克思所要的对象。其二，价值是马克思整个理论的核心，具体即表现为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和对商品拜物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由价值形式制造出非的增殖目标，使人们受制于这种运行模式和意识形态之中，沦为劳动社会中的被动参与者。其三，传统的理论是错误的，工人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主体承担者，资本主义的一般主张只聚焦于分配，因而无法其生产基础，资本主体的真正动力在于技术革新。由此，这种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了界限。不过，这种对阶级及主体作用的消极性阐释也遭到了。格哈德·汉洛泽、卡尔·莱特等人明确反对“价值”的阐释，认为其削弱了马克思对劳动及其剥削关系的，因此将其概括为“流通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这种研究无异于将阶级和视为被动的响应者，将超越资本主义当成了一个超主体性的自动进程。 卡尔·莱特是奥地利人，但由于同属德语区，因此也活跃在学界。2007 年以来，他连续出版多部马克思研究著作，包括《青年马克思: 哲学文集》、《动荡中的马克思: 对流通马克思主义的导论性》、《解放的进程: 马克思、斯宾诺莎与共同体的条件》等。在莱特看来，《资本论》不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是提出了一套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之所以分析资本，是因为资本关系是居于地位的社会关系，而所谓价值规律也不是的、纯粹客观的经济过程，它会由于和阶级关系的发展而变化。劳动过程不仅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的核心，也是马克思的伦理学的核心，而解放的关键就在于消除异化劳动的进程。由此出发，莱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斯宾诺莎《伦理学》中通向的活动能力( 德文为 Tatigkeitsvermogen，拉丁文为 conatus) 概念是内在相通的。只有劳动成为一种自觉的和自治的活动，共同体才具备实现的条件。不难看出，莱特的这一研究径显然深受巴里巴尔、德勒兹、奈格里等人对斯宾诺莎的激进阐释的影响。 可见，无论是更加于马克思的传统左翼，还是更加强调当代性的激进左翼，马克思始终是当代资本主义中最有生命力的理论源泉之所在。不过，越是激进的左翼学者，越是不再满足于对马克思进行完整的、深入的学术研究，而是更加强调理论的当代化，更加直接地介入现实资本主义。这样一来，这种研究模式的弊端也就显而易见了: 的锋芒往往胜过学术研究的全面和严谨，对现实的强调往往折损了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深刻性。 谈到思想的深刻性，这自然是大学中的哲学教授们的强项了。如果说，前述第一种研究模式的主力是文献学家，第二种模式的主力是左翼的学、社会学、经济学家，那么第三种模式的主力则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的哲学专家和青年学者。这种研究的特点是: 第一，从研究立场来说，基本不再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只是在特定哲学史或者哲学分支学科的视野中，将马克思作为一位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的人物来加以定位; 第二，从研究目标上说，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与其他哲学家和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实现哲学的当代对话，因此，这种研究往往仅涉及马克思的部分理论; 第三，从研究内容来看，集中于社会哲学、实践哲学或哲学方向，近年来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主题: 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史，二是马克思的，三是马克思与当代社会哲学的理论重建。 在马克思哲学形成史方面，年轻学者伍尔斯·林德纳出版了其博士论文《马克思与哲学: 科学现实主义、伦理学至善论与社会理论》。林德纳将马克思的哲学历程梳理为六个重要时期: 1841 ～ 1844 年是青年黑格尔派阶段，1845 ～ 1846 年是哲学的变革期与现实主义社会哲学的形成期，1846 ～ 1859 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峰期，其中 1850 ～ 1858 年是通向新的社会科学的时期，1859 ～ 1883 年是经济学时期，其中 1868 ～ 1883 年是历史哲学的建构期。而该书的副标题正是他眼中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三个维度。 马克思哲学形成史方面的另一部新作来自法尔科·施密德。他的《费尔巴哈与经典影像的开端: 论人类学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有一定的新意，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还专门为该书撰写了书评。作者提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进行了双重: 一方面，费尔巴哈不承认对象性中介的作用，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只是一种沉思式的客体主义; 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对实践的历史性的特殊形式的认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原则无解市民社会活动形式的历史性。对中介性和历史性的强调，也是马克思拜物教的方基点。反观费尔巴哈，他所的感性直观的新哲学恰恰是一种非中介性、非历史性的，这恰恰暗合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拜物教。这样，施密德就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延伸到对物化的。书中提出，现代社会的影像的技术结构与应用，正是费尔巴哈的典型体现，现代影像的力量使费尔巴哈所畅想的直接性观念真正深入了。因此，对影像的，不仅是一个技术媒介命题，也应被理解为一个从费尔巴哈延续至今的哲学命题。 在研究方面，曾任科学院副院长的赫尔伯特·霍尔茨是比较资深的学者。2009 年，他出版新书《唯物主义: 对未来形态的当代思考方式》，对作为整体的自然和社会发展中的周期性与辩证矛盾作了阐释，但并未太多涉及马克思本人的，可算是其个人研究的一次总结。还有专家侧重从古典哲学视角来考察马克思的。安德里亚斯·阿恩特是洪堡大学院的哲学教席教授、国际黑格尔协会，曾凭借《卡尔·马克思: 关于其理论关联的尝试》一书获取教职资格，该书于 2011年再版。书中强调，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历史性结构的动力学分析，并不能将其等同于现实的历史过程，正如黑格尔的法哲学正确地从分析占有开始，但这当然并不是现实的法权运作过程。在最近的研究中，阿恩特再次详细梳理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以及马克思计划撰写自己的的相关文献资料。他认为，马克思计划的核心，是对黑格尔的一种“去神秘化”的变形: 总的来说，黑格尔是把矛盾当作本质性的东西而加以实体化，而马克思则重新将矛盾理解为历史性存在。不过，马克思的现存文本不足以让我们重构马克思的。另外，由马克思对的阐释所引发的经验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了黑格尔方法的哲学概念性的优势。 在马克思与社会哲学关系方面，洪堡大学哲学系的拉尔·耶吉教授出版了新作《生活形式》，致力于从社会哲学和理论的视角重新阐释和激活马克思的方法。耶吉将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区分为三种模式: 其一为功能性，认为资本主义终将无法运行; 其二为性，资本主义的不与剥削; 其三为伦，关注人的生活意义问题，资本主义的生活不是一种好的、有意义的、真正的生活。三种模式各有优劣，而只有马克思的实现了以上三个向度的贯通。而她的“生活形式”则是希望重新整合以上三种，实现对马克思的一种当代推进。她强调，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过程中，一方面了市场、雇佣劳动相对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和平等，另一方面又分析了这种形式平等中所固有的社会的不平等，这是一种基于社会形态内部矛盾而非其外在社会冲突的辩证。此外，耶吉还主编出版了两本马克思哲学研究文集《卡尔·马克思: 社会的视角》和《马克思之后: 哲学、与实践》，收录了阿克瑟·霍耐特、莱纳·福斯特等当代哲学家和年轻学者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 可以看出，当代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具有合理的年龄结构，在主题上也表现出独特的本土优势与思辨风格。不过，相较于其他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模式的人员以及主题更为分散，甚至可以说是“各自为政”。还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哲学学术研究与原创性哲学建构之间的差异性，本文并未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新近理论作为重点，后者应该属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不过，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例如，随着黑格尔的早期哲学成为理论的热点，不少学者已经开始重新梳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 除了以上三种模式的马克思研究之外，当代还活跃着一批学者，他们以“新马克思阅读( Neue Marx－ Lektüre) ”为旗帜，对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其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深入研究，引人关注。“新马克思阅读”发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其首倡者是阿多诺的学生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和海尔穆特·莱希尔特。随着 MEGA 第二部分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相关的大量原始手稿，他们发现，在未被恩格斯编辑过的马克思文本中，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对拜物教的等思想极为深刻，然而却长期不为人知。这些新的关于马克思的“阅读材料( Lektüre) ”，也就是“新马克思阅读”名称的由来。 从研究模式上看，“新马克思阅读”致力于从马克思的经济学出发，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从而应对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机制，与其他三种研究模式均有显著差别: 与文献学研究相比，他们重视 MEGA 出版的马克思原始文献，但并不停留于文献学研究，而是致力于理论的研究; 与左翼性研究相比，他们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并不直接涉及现实，更是专注于对马克思理论的创新性阐释; 与哲学学术研究相比，他们认同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是一种哲学分析而非经验分析，但更加强调马克思理论的跨学科特性，并且远比一般的哲学研究者更加熟悉马克思经济学的内容。在理论源头上，“新马克思阅读”深受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触动，但相较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来说，他们的研究又更加于马克思的原文，因而学术的创新性高于思想的原创性。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这一研究模式新作迭出，阵容不断拓展，并且与社会化的阅读《资本论》活动结合，在对马克思感兴趣的青年群体当中可谓无人不晓。米夏埃尔·海因里希、英格·埃尔贝等学者是新世纪以来这一研究模式的代表。 海因里希曾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授课，现为工程与经济应用大学( HTW) 教授，2004 年出版新作《经济学: 一个导论》并多次再版，引起众多关注与争论。海因里希认为，马克思理论的核心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化过程的，这种社会化过程就是通过价值的变换而实现的拜物教过程。具体而言: 其一，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做“实体化”阐释，强调价值不是单个商品固有的属性，其实质是个人的生产性劳动与社会总劳动之间的关系性。只有通过商品的交换过程，这种关系才发生作用，价值才获得一种“对象性的价值形式”。其二，他提出价值形式分析与货币具有内在的联系。货币不是外在性的辅助手段，也不是价值理论的某种附加。价值形式是商品间发生联系的前提，而只有货币才是这种价值的可度量的形式。其三，他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未完成性。例如，他对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提出质疑，认为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编辑使相关段落给人一种印象，即马克思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关的危机理论。恩格斯的编辑还无意间导致人们的另一个“过高估计”，即马克思对信用理论已经有了成熟思考。 埃尔贝执教于奥登堡大学哲学系，2008 年出版《的马克思: 联邦 1965 年以来的新马克思阅读》，一跃成为这一研究模式的年轻代表人物。该书第一次对“新马克思阅读”这一独特的马克思研究模式作了明确的指认和系统的历史梳理，区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阅读”的差别，强调从马克思晚期的文本出发，重新理解完整的马克思，进而将其理论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各种形式的破解与。埃尔贝特别重视“形式”概念，将之作为新马克思阅读的核心概念，贯彻到书中的三个部分: 价值理论、国家理论与理论。价值理论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反思，这也是“新马克思阅读”最核心的内容，而国家理论和理论则是由此延伸出来的对马克思理论的思考与争论。上世纪 70 年代起，一些学者提出，经济上占地位的阶级并不直接从事，甚至不以阶级面貌出现，但国家仍是资本实现的形式。理论则是基于对经济学的形式分析，反思了以往运动式理论的衰落原因。这样，“新马克思阅读”便从经济学领域了全面的社会理论的构建。 除了海因里希和埃尔贝之外，新世纪以来还出现了一批“新马克思阅读”的研究作品。莱希尔特于 2008年出版了研究文集《新马克思阅读: 社会科学逻辑》。不过，许多文章像是其早年的创作，对于近年研究中新的热点及其他学者的意见，书中也没有作出回应。狄特·沃尔夫出版了《价值概念的混乱: 〈资本论〉研讨文集》，致力于从价值理论的角度阐明马克思的与黑格尔的关系。斯文·埃尔玛斯、延·霍夫、弗兰克·恩斯特等年轻学者也纷纷出版相关论著，从不同角度拓展了“新马克思阅读”的理论视域。另外，维尔纳·博内费尔德与海因里希主编了《资本与: 在“新”马克思阅读之后》，收录了多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编者相信，“新马克思阅读”到了走出的时候，在国际性的“重读马克思”的理论潮流激荡中，马克思的力量将进一步彰显出来。可以说，“新马克思阅读”代表了当代在文献考证、现实、哲学研究之外的一条全新的马克思研究径，并且能够将以上三种研究模式的优势资源结合起来，殊为不易。不过，限于德语文献基础的受众范围、思想资源的相对单一等因素，这种以价值形式分析为核心的理论重建能否结出具有更大影响力的理论硕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总而言之，当代的马克思研究已经走出了历史的阴影，焕发出新的生机，沿着多元径探索推进。这既离不开的良好学术氛围，更是由马克思文本和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深刻性与广博性所决定的。而无论是哪一种研究模式，都既有鲜明的特色，又有可观的借鉴意义。辨识和分析这些研究模式，对我们重新思考和评析当代中国马克思研究中存在的模式、立场和方法问题，深化对一系列马克思研究重大问题的理解，从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马克思研究，定将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 作者简介: 张义修，南京大学—洪堡大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学’形成和发展、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当代研究”（项目编号: 13＆ZD070)的阶段性）。 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