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侧与供给侧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个不同阶段。高等医学教育也同样存在这两种不同逻辑的。需求侧主要通过政策，加大教育投入，刺激教育消费，扩大教育出口，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速。然而，需求侧也引发了很多教育结构、效益和质量等问题，高等教育正面临严峻的“供给侧”的新挑战[1]。当前高等医学教育就是要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型，从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如何进行结构性调整，提升高等医学教育的质量与内涵，已成为高等医学教育管理者与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需求侧是国家拉动内需的一种经济学，通过投资、消费和出口等渠道，促进经济发展。高等教育也是和适应这一方针，以增加招生数量扩大高校规模，使更多人有机会上大学，以此“消费”高等教育资源；同样教师人数不断增大，很多高校开始更名升级，以此扩大社会知名度，甚至“圈地”扩张也一度成为高校的一种时尚，高校的大门越来越豪华，高校的花园越来越艳丽。不可否认，外延式发展大大推动了高校的发展，但缺乏内涵的高等医学教育也正面临自身发展中的重重困境[2]，虽然大楼多了但大师少了，数量增了但质量下降了。高等教育不仅需要大楼，更需要有大师、大家和优秀的学生。 需求侧主要是外延式发展，其目标指向规模扩大、学生增加、经济效益，等等，由于各种利益的驱动，高校忽视了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尤其是人才培养问题，重数量轻质量。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日趋严峻，高校也进行了质量评估，但多数情况下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没有真正触及到“结构”调整问题，使高等医学教育脱离了作为医学知识和医疗人才“供给”方的责任，忘记了作为引领医学发展的。从长远来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需求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因此，迫切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 需求侧过度注重教育消费的拉动，高校不断扩大，办学追求高大全，博士点越多越好，学校越大越好，专业越全越好，整体上都是局限于外延发展，没有关注内涵建设。由于国家政策性鼓励科研创新，并投入大量资金，致使所有高等医学院校都向研究型大学发展，因此出现了“千校一面”的混乱局面。高等医学教育主要产出的是论文和著作、课题和，尤其是SCI论文的产出已成为全球最高产的国家，但引用率却很低[3]。以科研作为主要评价指标的体系，高等医学院校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大学排名成为学校奋斗的目标。但作为主要业务的教学质量却被严重忽视，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在一定时期内，这一需求侧外延式大大促进了高等医学教育的快速发展。需求侧初期，由于社会需求较大，医学生就业相对较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毕业生越来越多，就业也越来越难。因为“千校一面”的人才培养模式，导致同一医学专业的学生过剩，学生就业问题凸显，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培养的医生质量甚至不如专科学生。究其原因，高等医学院校没有把主攻方向放在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上，没有认真地从供给侧研究高等医学教育的培养方案和模式，教学方法和内容陈旧。因此毕业生质量严重下降，面对社会对高层次优质人才的需求增加，单纯外延式的需求侧面临巨大挑战。 医学教育起源于临床，但却逐渐脱离了临床。基础医学是猎取医学知识，而临床医学则是应用医学知识的过程。在需求侧时期，医学教育目标是培养掌握医学知识的人才，毕业后分配到临床工作就可以了，但随着临床医学的快速发展，医学教育并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单纯具有医学知识的毕业生并不能完全适应临床医学的需求，突出表现在医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不足，不能适应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面对复杂社会下的“过度医疗”引发的医患冲突问题更是束手无策。尤其是学生的人文知识与人文缺乏，医学生培养数量与质量严重失衡。由于医学教育模式陈旧，忽视了医学教育与临床的结合，致使毕业生不能满足临床医疗的需求，以及不愿意到有需求的基层医院工作。 大学附属医院是临床医学教育的重要供给侧[4]。但在需求侧过程中，附属医院追求的目标发生了改变，各个大学附属医院追求和比拼的是多少亿的收入，多少项的科研和SCI论文，等等，大学借助在科研领域的引领地位竞争和垄断医疗市场。然而，在如此的竞争中，临床医学教育在大学附属医院淡化了，临床教师眼中只有医疗没有教学，只有病人而没有学生，临床医学教学变成一种累赘，临床实践教学也是敷衍了事，临床教师的种种负面作用也在深刻影响着医学生的未来职业责任感。由于临床教师的教学意识低下，加上繁重的医疗和科研工作压力，临床教师的角色之间也产生冲突，给医学生培养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对高端人才需求增加；从消费角度上看，人们对优质教育产品需求度不断增长；从供给侧逻辑看，高校既可以产出优质人才，也能输出先进科研和技术。高等医学教育既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同时也有自身特性和体系。高等医学教育存在两种供给关系，在校期间，教育需求方是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学生作为高校的产品，而社会医疗服务机构是需求方。因此，高等医学教育的需求方包括学生和社会。首先，高校有责任为学生提供获取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条件和资源；同时还要为学生提供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和先进的大学文化。其目标是在教育产能的同时，提高教育产品的质量，满足现代医学发展对医学人才和科学技术的需求。 高等医学教育与医疗市场的供求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性与社会性关系。经济领域的供给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但在教育领域的供给侧重心和导向都应该在供给侧，高校导向是其学术性而非市场性，即遵循高校自身逻辑而不是市场逻辑运行的。高校需要在履行育人基本职责和遵守学术运行规律的前提下，调整内部运行模式，关注并贴近社会需求。虽然高校“产能过剩”和质量低下是需求侧带来的缺陷，但就医学领域需求侧整体情况来看，医学生只是在大医院就业困难，而基层医院、偏远地区医疗服务部门等却面临医学人才供给的严重短缺。高等医学教育这种供给过剩与短缺共存现象，反映出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仍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调问题，而供给侧结构就是旨在调整这种不平衡，回归大学初衷。 高等教育供给侧涉及外在和内在两种逻辑，即社会需求逻辑与自身发展逻辑。外在逻辑认为大学要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大学办学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然而，高等医学教育供给侧与经济供给侧并非完全一致，因为医学教育规律毕竟与市场规律不同，单纯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值得商榷[5]。大学与社会之间应该是一种引领与被引领关系，大学定位应该在社会前面，而社会需求为导向则是把大学放在了社会的后端。如果高等教育完全以社会需求逻辑为导向，最终有可能在“社会经济需求的茫茫海洋”中迷失方向。由于现代医学中的各种经济利益驱动，很多需求常常与大学相，例如，临床很多不确定性技术的广泛应用，未成熟的科技，以及大学附属医院的过度医疗干预行为，等等，各种社会浮躁因素严重影响着医学生的职业。因此，高等医学教育供给侧不能完全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而是应该在坚守学术属性基础上来贴近社会需求。 外在逻辑是教育的压力，而大学自身发展内在逻辑才是教育发展的真正动力。医学教育供给侧必须从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遵循医学教育发展规律，才能真正让正轨。当今人才培养质量低下、供需关系错位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只是大学教育问题中的一部分，而缺乏现代大学内在的与才是最主要问题。人才培养是大学最根本、最核心的职能，高等教育供给侧要质量原则，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回归大学教育之本，坚守大学的学术属性，严谨的科研，充满人性的医疗技术，以此构建高等医学教育的管理机制，才能确保高素质医学人才输出、高水平科研产出以及先进的医学文化。 大学不仅具备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大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其引领文化的社会功能。诚然，大学需要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但并非社会让大学做什么大学就做什么，否则大学就是社会的“附庸”和“工具”。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曾，在教育适应社会变革时期，首先要追问教育的本质，避免太轻率地适应现实需求而放弃终极责任。如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所言，现代大学在于引领社会方向,而不是盲目地为现时社会服务。大学存在的意义在于要经常为社会进步提供一些所必需的东西，而并非是社会想要的东西。可见，大学不能像风标一样随风倒，而更应该是一个引“灯塔”，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6]。 在医学发展领域，大学医学教育不应该被动地迎合医疗市场经济的需求，尤其是在技术自主与资本主体化的影响下，大学教育中的人性、和主流文化受到挑战。大学有责任对医学需要做出积极正向的回应，更要医学初衷，重视医学仁学建设，从而引领医学可持续发展。例如，面对过度医疗的普遍化、常态化现象，面对医患冲突日益升级的困境等，大学教育必须强化医学生的胜任能力培养，在专业知识和技术传授中更加关注医学人文与职业的培养[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建立“前瞻性大学”的新，要求大学及其教育不能只是单纯培养人才和发现知识为社会服务，而更应当社会问题、社会、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承担更大更多的历史责任。可见，大学与社会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服务关系，而是在引领医学的同时服务于医学。大学的适应性是大学发展的外在动力，但同时大学务必要保持对社会的超越，注重医学的未来，坚守大学的品质，超越功利价值追求而引领医学发展。 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供给侧的重要方面。大学治理结构变革来自内外双重动因，而内部调整是结构变革的核心内容。当今大学内部结构问题主要体现在大学行政与学术的关系上。面对大学内部失衡现象，去行政化已成为大学内部结构的重点之一[8]。长期以来，单纯以行政逻辑和运行模式来管理大学，常常会忽视了大学自身发展规律、办学规律和学术规律，从而导致大学发展方向的偏移。大学是知识组织，也是文化群体，因此大学内部治理也离不开大学文化和。所谓大学去行政化并非是简单去掉行政管理，而是要构建行政服务于学术、行政管理服务于学术管理的意识和，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等活动为中心，确保大学行政适应于大学的教育性和学术性活动特性，从而优化与完善大学治理结构。 大学内部结构径包括复归学术本位教育，以学术、大学自治原则为基准完善大学制度建设。首先要摒弃“官本位”意识，要遵循教育旨和教育规律办大学，而非社会让大学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大学过分与技术自主化和医疗市场化需求相呼应，就会大学主体意识和对现实社会文化的能力。其次要健全学术的制度保障体系，使学术发展具备合与性，让教师在宽松的学术下积极工作，既不“追风”也不压力。如SIC论文热与高度行政化、功利化的学术管理结构密切相关，因此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势在必行，从重视论文发表数量向重视学术研究本身的价值。最后就是要形成优良的“教授治学”传统[9]。大学是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探索并传承高深学问，追求人类终极价值和。因此，教授治学符合大学发展初衷，扩大教授学术自主权，提高教授治学地位，才能确保大学的学术与生命力。然而，教授治学的实践仍面临诸多困境，需要多层次多部门的共识与努力。 大学格局和定位决定着大学发展方向。当今高等教育生态位理论已成为教育研究的主要课题[10]，生态位理论阐述了自然中的在时空上的以及之间的作用与功能关系。其生态适应规律之一就是，在相同生态位上重叠时，就会产生种间竞争，重叠的越多，竞争就越剧烈，最终将使弱势或不适应该生态位被消灭。我国各类高等医学院校都应该有最适合自身与发展的生态位，因此，在高等教育进程中，大学定位至关重要。例如，研究型与应用型大学的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应有所不同，定位不同其功能也有差别，当今应用型大学在医学院校中占有较高比例，首先在专业建设上应找好自身定位，避免热门专业的过度集中，导致生态位严重重叠。而研究型大学更多要侧重医学研究，承担创新和引领医学发展的责任。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对不同类型应用型高校制定分类指导意见，在教育资源分布上给予宏观结构优化，调整教育不公平现象，对医学教育资源薄弱的地区，给予人才、资金扶持和政策、项目支持等，防止“千校一面”的情况再次出现，以此推动高校教育生态的多样化发展。 重视内涵发展和提升教育质量是供给侧的主要内容[11]。过去，高校过多强调医学专业的特殊性，缺乏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合作，对学生学习机制的研究应用较少，致使医学生胜任能力低下。供给侧要将培养胜任能力作为教育主要目标，不断推进式教育和学习过程，使学生从被动接受专业知识为性思维，具备现代医学的核心胜任能力，即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更要在常规医疗活动中熟练运用沟通技能、临床思维，以及情感表达、价值取向等华晨宇的爸爸华福雄内容，让被服务的个人或群体受益。学校作为供给侧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为学生提供各种学习条件和，促进早接触临床，早接触病人。以胜任能力为基础的强调的是教育结果，比较透明的教育过程，可以让大学生、方案制定者和利益相关方都感到信服。 重塑大学也是大学供给侧的重要环节。当今大学缺失集中体现在行政与学术失衡、科学与人文分离，尤其是临床医学中的职业衰落也与大学密切相关。大学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12]，其核心是大学的价值系统。对大学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医科院校而言，人文与伦理是当代大学的核心。因为医学是关乎人类健康与生命的科学，传递大学是医学教育的主线，因为只有具备仁心才会获得仁术。如一个技术精湛而的人绝对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甚至技术越高对人类的危害会越大。因此，人文、或“”等是医科院校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才会有真正的科学、、和创新。科学与人文是人类两个基本元素，也是大学的基本内容。大学历史证明，人格培育和学问研究是大学教育的中心目标。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与人文的联合才是大学的真正体现，以此形成技术和医学，让大学真正成为人类健康的家园。 大学文化是大学和大学在实践层面的充分展现，是大学的现实表现和具体形式。所谓文化就是“人化”，其目的就是“化人”，人、塑造人，即以人创造的文化去创造人。大学文化就是继承、、创造优秀文化，从而塑造健全的人，充满仁心的人。面对高等医学教育中的人文质量低下等问题，医学教育首先要注重人文教育，以人文为基点，培育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重拾医学教育的仁学灵魂，引领医学事业的发展[13]。广义的大学文化涉及办学、方针、校风、教风、学风等诸多方面。通过正向的文化氛围，传递大学核心价值观，让每个置身其中的学子受到精深的文化浸润和智慧的熏陶。特别要提出的是，大学附属医院文化也是大学文化的重要内容，因为附属医院是医学知识与人文的终极平台，强化医疗中的医德医风建设对医学人才培养具有重大意义。 教育供给侧目标在于实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其着力点不是否定需求，而是要偏重供给侧[14]。面对需求侧带来的种种弊端，迫切需要加快供给侧的结构性进程。然而，由于涉及经济利益和分割等问题，真正实施中仍存在诸多困境。从高等医学教育供给侧角度，大学教育关键在于观念改变和方向调整，医学教育供给侧就是要在大学内部挖掘潜能，构建大学内涵，坚守大学，提升教育质量，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传承，重视生命教育[15]和人文培养，才能医学教育与医疗服务领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4]王昊，英.论大学附属医院的功能与目标[J].医学与哲学，2016,37（5A）：87-89. [7]曲巍，英.医学人文与医学教育[J].医学与哲学，2015,36（4A）：1-4. [8]曾维华,王云兰,蒋琴.大学去行政化的拐点：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J].广西社会科学，2017（1）：201-209. [9]金久仁.教授治学的应然性与实现径研究[J].高教研究，2015（11）：46-48. [10]成雁瑛.我国高校生态位研究：概念、应用及发展趋势[J].大学教育科学，2016（4）：39-43. [11]刘学政，王小飞，张挺,等.以胜任能力为目标的医学教育[J].医学与哲学，2016,37（7A）：73-76. [13]陈阳.论大学文化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J].继续教育研究,2017(1):51-53. [14]袁广林.供给侧视野下高等教育结构性[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6):15-22. [15]王海平.生命教育：医学生人文培养的重要维度[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32（2）：60-62. 原文标题“质量与内涵：高等医学教育供给侧的思考”，载于《医学与哲学》2017年第38卷第11A期（总第584期），第67页-70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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